張藝謀年度大作《金陵十三釵》上映半月，不出所料票房大賣。并且，比起前兩年的《三槍拍案驚奇》、《山楂樹之戀》，口碑也有了很大提升。不過，仍有不少影評人和影迷對該片做出了極端負面評價，稱其主旨是“保衛(wèi)處女”，“消費南京大屠殺”，內涵卻是“情色愛國主義”。

    這其實是見仁見智的一件事情。最重要是自己的感受。

    在民族危難之際，生造出英雄是為了激勵國人奮起。但在和平時期，繼續(xù)演繹、生造出的英雄的故事，這只是麻醉自己，逃避現(xiàn)實。

    魯迅曾經這么說過：“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后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后，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wèi)，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 ”

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日本人在攻陷的城池中準備狂歡，而中國人正感受著淪陷的煎熬，時刻尋找自救之路。

在南京被占領后，日本人曾讓漢奸喬鴻年負責強征中國婦女作慰安婦，有記載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就強征了100名。而喬鴻年的手段之一就是跟婦女們說“犧牲小我保護廣大同胞姐妹”。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事實——日軍設立慰安婦制度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防止士兵四處奸淫患上性病。

在人間地獄的南京，有一些婦女確實已經抱了覺悟，大屠殺幸存者曾講述過這么一個故事：某天，三個日本兵一人挾著兩個婦女嬉笑著拉往他們的住地。這時，另一個婦女邊走邊對日軍說：“這兩個人不懂道理，對皇軍沒有禮貌，不如放了她們，我一個人來慰勞你們！”日軍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陣，就放了那兩個姑娘。三個日本兵簇擁著這個婦女向前走。走到難民救濟會門口，這名婦女突然抽出一個日軍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南京軍區(qū)作家徐志耕曾經從幸存者那里，聽到另一個更為悲壯的故事：某天，三個日本兵一人挾著一個婦女嬉笑著拉往他們的住地。這時，另一個婦女邊走邊對日軍說：“這兩個人不懂道理，對皇軍沒有禮貌，不如放了她們，我一個人來慰勞你們！”日軍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陣，就放了那兩個姑娘。三個日本兵簇擁著這個婦女向前走。走到難民救濟會門口，這名婦女突然抽出一個日軍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還有另一件事。1937年的最后一天，五名日軍沖進意大利領事館要三個姑娘。父母們頓足哭喊著，不讓女兒走。一位父親上前懇求日軍不要拉走他的女兒，脖頸上卻被捅了一刺刀！三十多歲的母親不忍讓女兒去受辱，向翻譯求情讓她去代替女兒受辱。

“從1937年開始，國際上如美國等對日軍在南京大肆強奸屠殺已經有了詳實的報道，面對越來越重的輿論壓力，日軍由明火執(zhí)仗換了一種看似收斂的方式。至于這些女子的名字、她們的結局無人知曉，也無從查起，“有的也許很快就死了。”

 魯迅還曾經說過：“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

 這兩年，“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的事件已非一起兩起。當無辜孩子們的鮮血一次又一次刺痛大人的神經時，人們格外地想要看到弱者與弱者之間的幫助。

 在1937年的南京，極端的民族之痛的背景下，張藝謀向人們提供了這一切。面對日軍的暴行，教導團的士兵為保護女學生死光了所有人，一個15歲的妓女想為將死的“弟弟”彈上一曲不惜以身犯險，一個與女學生們同樣年紀的小男孩自始自終遵循死去神父的遺志幫助女學生們逃離，而一個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國“二流子”，也被弱者的悲慘遭遇激發(fā)出誓死保護她們的勇氣。

    而更讓人觸動的，自然是十二位金釵，毅然決然頂替十二位女學生去死。“都說婊子無情，我們今天就是要做一件有情有義的事情給他們看看。”商女猶能慷慨赴死，怎會不打動人心？

這就是為什么絕大部分的普通觀眾都認為這是一部觸動人心的好電影。人們總是期待，能重新發(fā)現(xiàn)人性中的美好的一面。

都市陽光心理咨詢中心   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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